顯示具有 服貿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顯示具有 服貿 標籤的文章。 顯示所有文章

2014年11月20日 星期四

蛹的對話


一枚還活著的蛹。

而這是一篇抽象思考的表現。


「黑夜有顏色。」你這麼對我說,在深而凝的最黑裡。

「不是藍,不是白,並非紅黃紫綠。它黑,但就是有顏色。」


與你併側躺成一對往左拐的鐵軌似的我,舉起左腳,輕碰了碰你的右足尖,在顏色售鑿的混沌中微笑。


「是嗎?」我說。

「是啊。」


在闃默的四方窄盒中,我們側躺著做夢,夢著頸背後綿延一山丘又一山丘的早熟禾,一灣又一灣白色尾鰭翻騰的海,一枚又一枚深踏淺留的掌痕,一雙接著一雙閃過密林草叢深處的,謹慎著戒備的金黃眼眸。

一株優雅的山百合自骨骸眼窩伸長,一抹雪白的汙點就這麼垂成。我們只是睡著,在充滿顏色的黑夜中,在親密而封閉的笑語裡。


在一口棺材。


「可是,黑怎麼可能有顏色呢?」我捏著你的手,深深的,淺淺的掐。

不知道留在血肉上的痕跡,是不是同樣的黑?

我忘了自己是否曾見過顏色。


窸窸窣窣,一陣騷癢般的響聲爬在耳際。你翻過身,與我面對面。


「我看得到你。」你說。大睜的雙眼裡什麼也沒有,不過是影的餘留。

「於是黑夜有顏色。」


「是嗎?」

「是啊。」


也許是因為黑夜,也許是軀體躺臥太過,也許是你翻身的關係,我突然也忘了,忘了你是否見過顏色?我們是否見過黑夜以外?

周身滿摻腐質的土地太柔軟,我在地球的子宮裡忘了世界的其餘,還有你。

黑夜以外,我們都不曾見過。


「那我是什麼顏色?」

「你啊?你啊……」


你沉吟著,在無法辨識遠近的黑中。

如果可以,我想將黑夜流動的樣貌描繪下來,成為一幅上完色後便混濁的真相。但究竟要如何下筆,如何著色呢?

我想問你,但你業已思考得累了,嗓音逐漸模糊,意識淡去,很快就要被拋入夜一般深的睡眠。


「你知道嗎?我害怕。」

臨睡前,你蹙眉掙扎著,游絲般的聲音瘦瘦的,以被束腰緊勒半輩子的老奶奶形象走入我耳中,靠在耳膜上喘息。


「害怕?」

「沒錯。害怕。」


你掐緊了我的手,薄而利的指甲陷進掌心。


「怕什麼?」

「不知道春天有多遠,羽化有多近。」


我於是見到你心中的光,在綿延的暗影下剛要展開羽翼,卻只撲騰了下,便睡去了。


而我知道了,夜有顏色。

所有的顏色,都是黑夜。

2014年4月12日 星期六

公民課之謎


我很想不負責任的說公民老師誤我一學期、誤我一生,
但這實在太不負責任了,我絕對不會說的。



  公民課是個懸而為解的謎,老實說,以前我從來不明白它的作用何在。
  
  這麼說吧,這堂讓老師乾巴巴地唸書(雖然我相信部分老師真的將公民教得很精彩,但有鑒於個人似乎從未榮幸參與那樣精彩的課堂,姑且就說它乾巴巴好了),常常被借來調去甚至被申請去練大隊接力的課,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麼?

  直到大學,公民課在我眼裡還像已廢除的三民主義一樣,總有那麼因不合潮流而從課綱上消失的一天,但和過往懵懂混沌走過的基本教育課程同樣,大學裡也有公民課,且並非選修,而與中文、英文(已歡天喜地脫離澄醢苳的敝校,大一存在著分班制的必修英文)、歷史、體育、軍訓、電腦資訊同等,同為必修。

  在不需煩惱中文課,不需煩惱英文課的前提下,我興致勃勃的上了每一堂歷史課(身為還算龐大系所的一份子,我竟奇蹟性地只在那堂歷史課碰上一位同學。現在想起來,我上過絕大多數的通識課(好懷念上動物行為早晨八點到校的日子,和騎著腳踏車汗淋淋華麗出場的老師),老師點名時我總是排在名單首位。接下來?接下來就沒有中文系的存在了。曾有那麼幾刻,我好想融入排在第二順位的日文系,至少他們通常都還有四、五個名額),忍耐著修過軍訓與電腦資訊,取巧地修過體育(身為見圓球就成為像讓車燈定住的水鹿,又非能草上疾奔的人種,我唯一有把握的只有桌球,至少那顆頑劣的小橘球還能被握在手中任我捏扁。重點是它隨便泡個熱水就又前嫌釋盡,多可愛啊),但卻不受控制地頭上腳下栽在公民課裡,摔得滿身烏青,並誓言從今以後見到投票所就要吐痰(嘿,這是謊話)。

  現在想起來,公民課也許是除去雖然站講台上卻像個打醬油龍套一樣混蛋,卻仍驕傲自矜於個人學識(其實可能只是因為年長)的老師外,我唯一不能忍受的課。

  我並非什麼特好的學生,考試拿第一名也是國小一年級的事了,特長還是在班裡隱形,讓擅長記憶的老師弄錯我的名字五次,讓未來的指導教授一直到我大學快畢業了才記住我的名字,而且從不擁有去聽每一堂課的毅力。

  沒法整學期每個固定的時間都坐在同個地方,聽同個人叨叨絮絮說個不停,我總是要偷幾天休息。這也許和我從未十分認真唸過書有關(高三時,有同學問怎麼準備總復習,我竟然找不到答案),比起勤勉的堅持,我傾向於雜亂無章的任性學習週期,並且是個結果論者,只要成績單上沒有任何一科出現不該有的成績,我就還是個可以再去上課的人。
  
  我沒把責任丟掉,也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為。雖然在一些人眼裡,這叫不守本分或是散漫度日,但若是大學裡每個人都必須以相同的學習態度、方式生活,不如歸去重讀高中來得好,還有制服可穿,免了展露個人癖好與性格的麻煩。而且我們都知道,總存在著那麼些人跟你採取同樣的散漫學習方式,卻順利被老師當掉。所以,這究竟是誰的問題?

  選必修公民課,是我上大學以來選課最無力的一次。比起上公民課,我還寧願去旁聽聽不懂的微積分,或被抓去合唱團裡唱歌,不然,扛著掃把去清潔校園也好,還可以見到幾隻斯文豪氏攀蜥,幸運的話便去挑戰捏牠們尾巴。

  但我必須要上公民課,且和體育課不同,我認定自己無法忍受將這堂課留待該年過後,最好趁著骨頭還沒徹底僵硬之前解決它。

  一直以來,它是那麼不重要,我的、你的公民課。 
  一直以來,我都覺得必修這門課是浪費時間。

   
  但就算是公民,就算是能被自修、大隊接力輕易替代的公民課,也還有熱門的老師,也還還有那麼多人口耳相傳的精彩課堂,只是所有選課的學生都和我一樣,擁有了選擇的權力後便沒耐性再去忍耐無趣且了無意義的公民課,這導致排上好班的機率微乎其微,而我打心底認為這堂課不值得留待以後,只好退而求其次,選入一名網路上搜尋不到評價的課堂。

  大學選課是這樣,若真正留心觀察、細細體會,便會發現人人推的好課真有它的絕妙好處,營養學分也真名符其實的營養,只是你可能必須忍耐無聊和浪費時間,而一門全然無人願意評價的課則有它不為人知的因素,而那通常不是什麼好現象。

  真正爛到底的課,我們還可以指出它最顯而易見的爛處,它像蘋果裡鑽出的那條白蟲,讓你不得不驚叫著意識,但一門無人評價的課顯現的卻很有可能是課堂的空白,導致修過該堂課的同學擁有一段被利可帶塗過的記憶。並不是心靈受到什麼創傷或頭部給鈍器重擊,而是真正完完整整的一片空白,什麼也沒有。

  在那種課堂上,你連罵它爛的機會都得不到。

  當時,我的必修公民就是這樣空白的一堂課。

  老師名姓融在該片冰清玉潔得過頭的純白中,我至今仍無法憶起,就連回顧全校課表所有開過公民課的老師表單也一樣。我努力過了,但卻仍只牢牢識得那些我選不上的精彩好課,記不得曾經參與過的公民課,但想來,這也許正符合那位公民老師對我的預期也不一定。

  至今,我仍記得自己修過的每一堂課,記得老師上課的風格和當時所學的那堂課的實質內容,唯獨這麼一堂公民課在我記憶中缺席,我遍尋不著它曾經存在的實體痕跡,只在人生表單上確認有那麼一筆淡淡的記錄。

  我很想記起一些什麼那位公民老師講過的經典佳句或展露出的學者風範,但卻好像只能記得些糟糕卻不是最爛的小事。比如說,他在開學第一堂課說過一學期只點名三次,卻趁課堂上點同學回答問題時偷偷點名,記缺課記得神不知鬼不覺,然後在期中考那種所有人都會到的場子裡大聲宣布你至今的成果。

  到期中考前,我總共被點到三次,記了三次缺課。
  在這個學校裡,死當的缺課數是六堂,而老師至今只在開春第一堂課宣布過一次他要點名。

  現在想起來,這課堂上的一切操作還真是十分政治,符合極了課程主題,就像一邊跟你說可以先立法再審查,實際上卻立法審查兩者併行,或是先宣布不進行強制驅離,卻在清晨時分你最弱的時刻用盾牌擠你。

  嘿,也許當時主導那堂課的公民老師已經成了立委也不一定,因為我確定他不是馬總統和北市警察局長。

  我記得當他宣布全班缺課堂數時班裡起的那陣微乎其微騷動,也記得當時有個人側過身詢問身邊那位似乎每堂課都到的好同學:「老師後來有點過名嗎?」好同學十分錯愕,因為他也只記得開春那麼唯一的一次點名。

  於是,我們終於了解到這是堂獨裁的課,而法律不過是獨裁的一種手段,不過是被預先宣布卻不需遵守的幌子,你習以為常的那些邏輯與理法在此毫無作用。

  有半數以上的同學被記了和我相差無幾的缺課堂數,包括我身邊一位同受劫難的好朋友。不知其他人的情況,但我們都有些生氣,只是這怒氣卻缺少申訴的管道,因為我們的確缺課而老師的確「點了名」,且校規裡並沒有任何一條條文明定老師在課堂上說話不算話的時候我們可以抗議有裡。

  畢竟在課堂之外那些具體存在的規章中,這些教室內教師與學生的約定都是輕浮的幻影,它們從不存在,只不過是一種約定和默契。

  當記憶在生命中變得捲皺而潮濕,細節退化成模糊的光與影時,一些真正重要的物事往往才姍姍遲來,自泥絞成團的一幕幕影像裡浮起,過氣地展現它們真實的姿態。

  過了這麼幾年,我察覺真正讓我自一貫的忍耐過度成為厭惡公民課的不是公民老師的失信(這種事事實上挺頻繁見,某些老師甚至以此言而無信為特色),卻是課堂上的小小事件。

          
  大概是第三次上課的時候,公民老師在講台附近走動,說今天要講隱私權。

  「有誰知道哪些資料屬於個人隱私嗎?」他手揹在背後,狀似和藹地說。

  無人回應。

  「什麼?你們竟然連這個都不知道。」


  記得這句話入耳時,剛滿19歲的我十分憤怒,覺得自己受到侮辱。

  台上那位和我一樣帶著眼鏡的傢伙,明明從剛才開始就帶著假面般的微笑講著一點也令人提不起興趣的話,卻還能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樣,嘲笑原本就該來受教的學生學識不足,他邊笑邊搖頭的樣子看起來十足十具現化知識的傲慢。

  即使知道答案我也不願回答,因為我知道一旦回答就必須面對一股龐大而絕對的力量,而這力量並不良善,它只想壓迫你、把你打倒,證明你的確如他所認為的無用。


  當時,教室隔壁正巧是堂受歡迎的公民課,坐在最後頭座位絲毫不願近講台一步的我總聽到熱烈十分的討論。他們的火熱映襯著我們的死寂,而這位公民老師輕蔑的目光則更顯冷冰。

  後來我翹了些課,得到老師官方統計的缺課數三次,成就一張錯字連篇的期中考考卷。


  反正我壓根不覺得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有什麼重要性,而那些筆記(我有筆記嗎?還是課本?我真的忘了)上看著陌生的專有名稱則和公民老師一樣輕蔑地看著我。


  我一共只在考前花了兩小時勉力記憶公民筆記,那約莫就是我願意勉強自己修習這門課,面對公民老師他專長的時間。我只想讓這學期快些過去。


  公民老師特地把我錯字連篇的考卷排在頭一個,並且難得抬起他鏡片後那雙不正眼面對我們而從來以眼角斜瞄的眼,仔仔細細的把我看了一遍。

  啊,真是充滿惡意的凝視。




  然後我翹了更多課。





  過去看這堂課只覺得詭怪,卻說不出哪裡怪,後來才發現這怪並非怪在公民這科目上,而是怪在對這科目的處置,和教這課的老師身上。

  這麼多年的基礎教育裡公民課就連工藝課也不如,而我卻從小在這樣不重視這科目的環境裡長大,對它的印象只有「死背」,但明明它就不該是個死的科目。在大學的公民課上,我榮幸地與一位對青年公民教育絕望的老師面對面,且親眼觀賞了知識份子的傲慢表演,和一整學期的政治謀略演練(比如說,用模糊的話語玩弄點名規則,或用刻意安排的方式偷偷記下你的臉。以他的專業,應該很懂得如何陰險卻合法地利用各種名目掌握個人資料)。


  經歷一學期的必修公民教育,結果是讓我再度對公共事務倒盡胃口,並又一次確信這是門可廢、不需存在的課,畢竟就連講台上的公民老師覺得我們朽木不可雕也,想必公民事務絕非普通黎民老百姓能理解、涉入的吧。


  而我錯了。


  如果我能想起公民老師的名字,如果我還能遇見他(雖然我並不想),我想跟他說:你的公民課上得爛透了。

  不爛在知識,而爛在態度。

  一個擁有重要知識的人又站上講台的人,必需肩負傳遞知識、播灑薪火的責任,而不是懷抱著知識去嘲笑那些知識不全的人。

  同樣的,我們也不該掌握著權力卻玩弄權力。


  過了這麼些年,我突然發覺自己雖然上過這麼多堂公民課,但真正學習到公民內容時卻是在課堂外,在與課本無關、與老師無關的場合,在文學理論,在小說、電影,在舞台劇,在一首又一首的歌曲裡,而這些都不是正正當當,都不是那位公民老師看得起的公民課,但卻解開了我心中懸而未決的公民課之謎。


  原來,那是我、是你、是他,是所有人都必須好好掌握的一門課。
  而那甚至不該被視為一門課,是生活。



  「還我公民課。」

  如果,我能再一次站在他面前,我想,我肯定會這麼惡狠狠地瞪著他,對他喊。

  這是我應該擁有的權利。
  

  

  


  

2014年4月5日 星期六

我們的國




  我很擔心我的國家。

  雖然這國在我,在你,在大多數人眼裡都是個模糊的印象,且有段厲鬼般求死不能求生不得,只得夾在生死縫隙中不死不活的歷史。而我,事實上並沒第一句話看來那樣愛國,因為我甚至覺得此國非國,它像已超越國家的範疇,往更抽象虛無的極限而去。

  我甚至不知道它是什麼,它該是什麼。

  歷史之河流過了不算長的一段,屬於這國的灣還淺,許多人嘗試著替淺彎取名,卻落得搶佔灣內碼頭豎旗唱名但始終無能統領整片灣岸的遺憾。於是,縱使灣淺得只得清如水,我們還興奮分裂著撈起水中的每一魚一蝦一水草,替他們取了各不相同的名,就算他們實際上是遍布地球每個角落的尋常物種也不打緊,反正這名總有個特殊性。

  灣岸上插滿了彩色旗,但最初的繽紛心情不過持續那麼一瞬,很快的我們的心便被色彩衝撞得疲憊。扯拉過度的肢體需要休憩,總是上演對立強辯獨腳戲的思考則鬆弛,垂掛在床邊成了一條軟弱的夢境,牠在夜裡蜿蜒著、蜿蜒著,遊進了瀰漫衝鼻藥劑味的完整黑暗。自這刻起始,我們希望擁有鐵血將軍俾斯邁,卻拒絕隨之而來希特勒必然的登台演說。

  我們吃飯、喝水、睡覺,偶爾在清晨時分昏沉轉醒,拉開廁所門給自己日漸衰頹的膀胱留點殘存的面子,呼吸著疲憊,總是想逃跑,總是想著要努力、要努力,努力、努力、更加努力,卻總是努力換得毫不費勁的結果。

  於是,我們也許就這麼開始放棄。

  如同人生無論掙扎萬千最終仍只得死一個結果,這淺灣無論千萬關愛仍只得一個結果--維持它永恆的模糊姿態。

  於是,我開始寫一篇永遠無法完成的小說,說的是個龐大工廠裡掌握機台命脈的廠工,
讓他在登場時說了這樣的話:

廠就是不會倒。不管它最終因失了主樑而歪成何種見不得人的形樣,它還是不倒,這便是為何這麼多人願意入廠簽約當廠工的原因。  
在我眼中,廠並非什麼不會倒的最堅固合金體,總有一天它要倒,而每個人在我這樣位置的人成天祈禱的就一件事:神啊!千萬別讓廠倒在我的手上!  

  我不知道淺灣最終究竟會成就何種模樣,因此這小說永遠也不會完。也許,沒完的一天才叫好,至少這樣一來「廠」便不是倒在我們任何一人手上,而我們還是廠工,過著「以廠為中心,在日頭升至圓弧空調屋頂第三片玻璃,朝陽替門前綠草地灑金粉時準時上班,在夕陽隱沒空調屋頂西方最後一片玻璃墜至金屬欄杆下,人工照明取代天然日照後過二小時候下班」的好日子,直到落下第一顆牙,直到魚尾紋深得讓年輕人恥笑多老啊,唉呀多沒用。
  
  我突然發現,自己一點也不想寫這小說,但也許明天就又要寫下去。


  我們矛盾,而這矛盾無解。

  反正,說不定我們從來也沒想要解決。


  這,是我們的國。
  許多人歡悅著將稀少的灣裡沙裝進漂亮的玻璃瓶裡,說著要帶出灣去留做紀念。

  你知道,那些灣沙再也不會回來。


最後,民族被想像成一個共同體,因為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與剝削,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這個有限的想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


  而我以為這篇文章會長得驚人,卻如此短、淺薄得致命。


2014年3月29日 星期六

2014年3月25日

2014年3月25日:

睡了一小時五十分鐘。六點半,鬧鈴響了,那像宿命不可改的椎刺,扎入心裡時陣陣疼痛漣漪般。
我忘了是幾點的高鐵,反正幾時幾分又趕不趕得上已不重要,我只是有種迫切感,彷彿底心一艘沉了千年的古化石船體因地殼的碎裂、捏擠而浮上水面,載浮載沉地展示歷史。

我想要看,真正用自己的雙眼。
我想要看看行政院,看看盾牌拖行壓印的沉重人體痕跡。

高鐵似乎不夠快,我聽夠了走道另側一個阿姨說她如何看不開,如何一次又一次迎回四處賭博的丈夫。她說:「要是過得好,誰想去找神啊?」

是啊,要是我過得好,要是我們都過得好,此時、此刻,誰會在這裡,做著這樣的事?(雖然,仍有如此多人自滿於擁有的正常生活)

我在捷運善導寺站下車。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該把藏在側背包裡,為了顧及雙親而捲得特別細瘦的抗議海報攤在陽光下,不知道何謂將疑義掛上頸項的正確時機。幾分鐘前車廂裡的人們是如此平靜,他們自適的伸指點亮掌心的光,然而我躍進的車站卻是一片黑暗,唯有死寂活著,正劇烈地咳嗽。

我想看行政院,我想看那兒的大門,想看室友昨晚被拖行的殘留,我想看可能還來不及被沖淨的淚水,和給警棍甩到樹梢垂掛的血珠。然而,等著我的是全然被鐵網隔離而啞了的廣場,一切仿若漸次墜入蒼白的死亡,熨燙平整的藍色秩序在無數道正義的電波與硬寒的兵器間列隊。

我不知道行政院在哪裡。自長滿渣刺的網孔看去,一列又一列略顯頹衰的勝利正頂著空白的表情慢緩挪動,藏進我無法確知的牢靠堡壘中

陽光下的影子瞬間長了起來,暗影深了顏色。

警政署赫然現身,以雄偉卻斑駁的姿態。我不慎闖入了警備車與警力聚集的停車場,遼闊的空間兩端並排兩群巨大而黑白交錯的鐵獸,牠們有些呼呼喘息,有些瞌睡起來。右方,著深藍制服的員警整齊列隊,而我右手低低抓著的一句「你的盾該保護我們」卻已收不回。

前方,一位陌生的女孩神態自若地穿越環繞停車場的草叢正中央,昂首穿越廣場。我知道,那將是我該走的道路。

穿越一排拒碼,然後又是一重鐵黑的柵欄。

轉角處群聚的三五名員警說:「這裡可以走。」我自他們之中穿過,掛在背後的一句話在風中飄起。

我聽見冽冽的響聲。

繞了一圈,我又回到起點。此時,SNG車列隊在左,手持盾牌的員警列隊在右,我終於發現為他們身影遮蔽的,這黑沉鐵網阻隔起的深處有我要尋找的黑色記憶。

在非戰時仍穿戴全副武裝的員警持盾列隊,他們頭窺下的眼裡有兒時上頒獎台的些微彆扭。

「能在時間內準時達成任務,收回行政院,你們是拯救秩序的英雄!

不知是誰這麼大聲喊著,閃光燈草草啪擦的輕聲細語裡,一位攝影師在沉重的鏡頭下轉著他的眼。

我扯動頸上的藍色膠繩,扯動在身後隨風飛揚的那句話,讓它到我胸前沉默。

--你的盾該保護我們。

瞬間,有幾雙彆扭的眼暗去了神采。
瞬間,有幾張淡然的面孔僵硬了唇角。

我傷害了他們。
沒錯,我在傷害他們,在公開表彰的榮譽道上,在慶賀的吶喊中,但我卻悲傷得在短短幾秒內退步離去。

「同學!同學!」女記者追了上來。

我知道,只要一轉頭,就會有隻深不可測的黑眼,一洞機械的窺窗在等待。

我一點也不想轉頭,甚至羞於停下腳步。

「妳昨天有在現場嗎?為什麼今天要來這邊?」

我很想請她別再問了,因為我好傷心,自己竟然特地抱著傷人的意圖出現在這,為這應該讚許勞苦之功、徹夜淨空之堅卻頹喪無奈的場合添一筆新傷。

我生活的地方究竟是怎麼了?

視線始終低於那隻緊握麥克風的手,我不敢記住標在麥克風上媒體的名字,只印象她的手在燦爛的豔陽下如此潔白。

我的憂傷始終沒能化作言語,它有太多複雜的根系在心中疊纏。

「就是因為沒有,所以今天才要來啊。」

於是我開口,以惡意看不起媒體的標準口吻,彷彿他們一切的努力都毫無價值,一切的提問都是枉費。

這便是我最終如何成為了一個暴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