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梯間的話語

記在這篇文章之前：

　　現在它看來長得一臉勉強，但寫的時候我卻確信它十分天然，雖然在我在各方面還是不知道自己究竟算什麼，但我知道以後寫文章絕對不要再稱呼父親與母親，那實在太美文了，如此粗俗的我真是受不住。

樓梯間的話語

聽說，當巷口新路還未開通，仍是綠意滿山崗的小時候，我說得一口流利台語。

母親每年一定要提到一次，有時是在過年，有時是在端午，更有時是在陽光窮極無聊，跳在貓背上搔癢的週末午後。母親總是反覆訴說，關於奶奶如何因那一口方言特別疼惜我，即使我不是長孫，更不是生來就端著一爐香火的弟弟。可惜的是，事隔超過十年的現在，我沒長成奶奶心目中體貼的孫子，一口台語就像浸濕的紙張一樣，既薄且破，更別提再講任何諂媚話討糖吃。

我幾乎連怎麼撒嬌都忘了，平時看著奶奶只是語塞，因為語言隔閡讓我只能坐著聆聽。奶奶坐在面對一樓走廊的專屬塑膠椅上，拿著修補過好幾次，幾乎碎裂卻怎樣也不肯丟的塑膠扇（和椅子一樣，輕質，對老人家手腕好，奶奶總能找到各式各樣省力的生活方式），我則在桌邊忙著按遙控器，為她尋找跳台後，不知跑哪去的摔角頻道，而她說的話，就好像來自山另一端的呼喊，夾雜在其中的狂風暴雨，吹走了字句的大半意義。

曾幾何時，我和奶奶間的對話就只剩下簡單的問候語，貧乏得說者無力、聽者無奈，幾乎讓雙方連人帶心枯萎。要是人真會因此凋零，我早應該挫敗跪俯在地像一朵死去的向日葵，臉磨著花花綠綠的地板，雙手焦脆成片片。正因為如此，我幾乎無法相信過去的自己，還沒有明確的記憶，卻懂得一種語言，會說、會聽，還懂得奉承阿諛。

如果台語也有套文字的話，家裡大概還會留些當時的奇蹟書寫，但我碩果僅存對小時說話的記憶，只有躺在奶奶腿上，張開嘴從喉嚨發出啊、啊、啊的抖音鬧著玩，那不是台語，更不是國語，甚至根本稱不上語言，只是擠壓空氣震動聲帶而已。

聽母親說，奶奶在我離家讀書後曾經躲在房裡偷偷哭泣，我想像她柔軟而滿是刻痕的眼眶滑落兩道淚，大部分卡在歲月裡下不來。當然，爺爺去世後的現在，奶奶究竟是對我還是對爺爺，更或者是對過長的人生，還是對水流般匯集成湖的一切感到憂傷，都不可知，因為她甚至連手臂也不肯人揉，頭痛了非要到萬不得已才看醫生。

我已回不到和她共用同一種語言，溝通無礙的以前。面對奶奶，現在說不出好話的我只好彩衣娛親，讓她嘲笑我的幼稚，比如說，把四隻腳的生物搬到一樓，假裝自己是放牧人，並在她眼前上演令人血壓直升的人貓追逐戰，不斷進行類似這種損傷腦力的練習。

也許小時候的我，真的很會說台語也不一定，但在我較清楚記憶裡的自己，卻出口句句國語。現在我連用台語稱呼個杯子也要想半天，究竟那「杯」音怎麼發？真的有我腦中存在的那個講法嗎？還真一點印象也沒有。

雖然沒有任何用台語溝通的記憶，但我卻生在一個語言混雜的家庭，長在充滿矛盾的環境。祖父母吵架時用的是台語，爸媽平時講話用的是國語，講悄悄話時則用客語，鄰居聊天時更是精采，隔壁隔壁和再隔壁，甚至是巷子裡的街坊全說客語，但當「一啊三四」的口音滿天飛時，會有爺爺帶客家腔的台語夾雜其中，偶爾他也會用幾句帶台語腔的客語，或是已經分不清楚是什麼腔的國語作回應。

母親是客家人，她的一口客語純正無誤，聊天一把罩，時常在一陣呵呵哈哈後帶回幾條絲瓜。父親則是多聲帶，不管是國語台語還是客語，同種方言還可以雙腔同開，只是偶爾和其中一方人馬接觸多了，他的國語會帶客腔，客語則帶台腔，至於台語，你無從想像起它究竟成了什麼神奇的調性。

我們住在語言的布萊梅，門口圍了半圈的竹藤椅是樂團指定席，鍋碗瓢盆是名樂器，所有人開啟雙唇震動聲帶，接著舞動全身，奏出流言蜚語協奏曲。沒有高尚的樂章，街頭巷尾流傳的全是最新出版的雞毛蒜皮，一句簡單的晨間問好，有數十種不同調性，很難分辨出究竟是誰走音，又是誰喉嚨裡裝了效果器。這裡從來沒有所謂純正這回事，就算今天有人在你面前吐出壯闊東北山河，你還是能從中嗅到奶奶煮的醬油燉肉，或是草仔粿內餡的蘿蔔絲香氣。

在這裡，無所謂正確的演奏方式，路過的人們通常見到的，常常是一把小提琴和改裝機車的合鳴。比如說，帶著選舉贈品棉布帽的鄰居奶奶，談論天氣的時候講的客語，我那被夏日太陽烤得焦黑的弟弟，卻回她走音的客語和甚沒自信的台語，間雜不知為何有法國腔的國語，那大概是台客混合的效果，聽起來挺外國。而姊姊，也在某年夏天把「游泳」講成了「泅水」，並對爺爺震驚的雙眼感到不解，從此成為家裡的一則傳奇，因為她打從心底，誠心誠意的錯覺那是同一系統的語彙。我也好不到哪去，和她一樣，時不時的就錯頻。

父親與母親肯定覺得奇怪，在這樣豐富多元語言環境下成長的三個孩子，卻駑鈍而一點也沒有語言天份似的，樣樣不通樣樣羞。我們聽客語，說國語，台語破得沒得補，可能只比被丟棄的漁網好一些，客語的程度僅止於招呼道再見，國語還老讓人糾正發音不標準。有鑑於此，多聲帶的父親，曾經嘗試想改善這四不像的狀況，讓我們玩了一場有趣的遊戲，卻也搞得大家人仰馬翻。

還記得那是小學時的事。大概是家裡的不知哪位，和爺爺奶奶溝通時出了丟人的誤會，父親才會決定，要在自己家裡劃分語言的國界。

基於家中人口分布的考量，父親規定在一樓說台語，二樓說客語，這樣才能強迫我們和正港台語使用者—爺爺和奶奶，練習台語，和標準客語教師—母親，學著說客語。而國境之內，除了原住民話之外的語言都難不倒父親，所以他充當游走各方的外交代表，接受各種疑難雜症諮詢，至於平時使用最多的國語嘛，只能在樓梯間使用。

於是，一場災難開始了。在嘗試幾次斷斷續續對話後，三個被家規逼得走頭無路的小孩，終於認清前方險阻重重，還有一百座喜馬拉雅山等著被攀爬，我們在客廳坐成一個尷尬的金三角，拼命的你看我我看你，就算著急的視線熱得就要把對方的頭髮燒光，也看不出任何通暢對話的可能性。

直到整點新聞告一段落，三支雨傘標友露安廣告裡張小燕的臉跳進眼簾，這時我們才想到，應該好好利用樓梯間的特殊功能。三個還沒長大，愣頭愣腦的孩子，就這樣輪番上陣，一句話講完堵在第二句—上樓梯，半句話怎麼說也說不過去—上樓梯，連半句話也扯不出來—還是上樓梯。前前後後我們上下樓梯好多次，跑得小腿痠疼、氣喘吁吁，卻連半件事也沒說完，彼此溝通的進度慢得不可思議，而爸媽也在這反覆來回沒有進展的遊戲裡，疲累了神經，最終在沉默的嘆息中，宣布語言培訓計畫失敗。只是，我似乎從那一刻開始，就一直被卡在樓梯間，注定一輩子要說著樓梯間的話語。

樓梯間的遊戲，說來慚愧，一直到現在也還在持續。講台語的同學嫌棄我有口音，飄來飄去的不知道要去哪裡，每每電視廣告客家文化，他們總會拍我一下提醒我身為半個客家人，卻不懂講半點客語的事實。講客語的同學更不用說，沒有那種語言能力，哪還有什麼互相溝通的可能性？只好他們說，我聽。

接起家裡打來的電話，我說不出流利的台語，也說不出流利的客語，雖然它們在我的生命中平行存在，卻不知為何交錯成一種尷尬，讓我在某回打工，必須以電話通知診所歇業時，被聽不懂國語、受不了我殘破台語的老奶奶，掛電話掛得十分無奈。而卡在樓梯間的特性，讓我無論是往南也好，往北也罷，都像個外國人一樣得不到認定。

家的語言是什麼呢？如果問我這個問題，我想，我只好非常仔細的用長篇大論，解釋我此刻站在樓梯間的窘境，說是帶客腔的國語，帶台腔的客語，還有帶台腔的國語與帶國腔的客語，帶客腔的國語和帶客腔的台語—之類的，什麼也不是的，什麼也是。